孙维的声明（续）
五 关于所谓“动机” 投毒总得有动机吧？！如此恶毒的想要致人于死地，没有深仇大恨是不可能的。给我编造的动机竟然是竞争演出机会，这纯属莫须有。 此消息的作者原话如下：“我听说的一个情况很有意思，据说朱令和孙某因为都是北京考来的，关系不错，朱令介绍孙某也参加了民乐团，而且练习的也是古筝，由于朱令的水平高，孙某几乎不可能有演出的机会。考虑到朱令第一次中毒是在一二九清华民乐队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前夕这样一个日子里，这个情况就很有意思了。” 事实上，朱令弹的是古琴独奏（而不是古筝），同时也参加中阮伴奏。古琴我根本没学，进民乐队后才开始学习中阮．更重要的是中阮只是伴奏乐器，民乐合奏的时候几个中阮是一起上台的，不分主次，更谈不上争上台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清华民乐队代表学校参加一个比赛，朱令和我们另外的中阮是一起上的台，这些都有民乐队演出的照片和录像为证。 而且我在大三就因为觉得功课紧张主动退出民乐队了，自然没有参加９４年底民乐队一二九的排练和演出。民乐队应该有我参加活动和退队的纪录，很容易被核实。这些情况在我被调查时，已经向公安机关如实说明过。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性格非常直爽，心直口快，爱开玩笑，嘴有点“损”，有可能得罪过一些人。我从不小肚鸡肠，更谈不上好嫉妒。 六 关于所谓我的爷爷向高层领导求情 网上盛传我爷爷去世前最高领导去探望，爷爷“拉着最高领导的手”请求“放了我的孙女”。而“公安局长大发雷霆，说放他妈什么放，打死了装麻袋里放出来”，云云。如此绘声绘色，好象作者就在现场。如此恶毒而居心叵测的编造令人发指。事实是公安机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讯问我是在1997年4月2日。而我爷爷1995年12月9日已经去世，如果这位“作家”所说属实，岂不是阴阳两界真能对话了？！而且我一天也没有被关过，根本谈不上“放出来”。 97年4月2日那天，公安问到我的家庭成员，我只说了父、母、哥哥，再问其他人时，我只说爷爷奶奶已经去世，连名字都没提。 爷爷是我最敬爱的人，他一生爱国、敬业、正直、廉洁，最痛恨腐败。生前多次留下遗言：遗体做医学解剖，捐献有用的组织和器官，其余作肥料，绿化祖国，丧事简办，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捐献。他的骨灰撒在树下，没做任何标记，积蓄全部捐献给家乡的学校。 对于这样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在他身上编造这样的虚假故事是十分可耻的！ 七 关于所谓领导人和公安包庇我 网上盛传领导人和公安对我的包庇，读者无不义愤填膺。事实是公安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包庇。 朱令94年底中毒，由于医院误诊耽误半年，95年4月确诊铊中毒，至97年毕业前夕一直没有破案，应该说是错过了破案的最好时机。事后由于朱令家人一直广泛地向大家讲述，我们也就听到一些以前不了解的事情：97年3月，朱令家人致信北京市公安局长，指出学生即将毕业离校，其中很多人将出国留学，此案急需抓紧侦破，不能放走凶手；不久又上书国家领导人。 可以想象公安当时一定面临巨大的破案压力，他们希望尽快抓到凶手，对上级领导和朱令家人能有个交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朱令中毒两年多公安机关一直没什么动静却突然在1997年4月2日对我进行突击讯问。 由于对我的调查迟迟不给结论，我和家人都非常着急。我还年轻，总不能长期背着“犯罪嫌疑人”的黑锅过日子吧。于是我们不断要求公安对我进行进一步调查，并与有关人员当面对证，对我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核实，希望还有什么疑问就尽快提出来，我好解释澄清，但是公安机关从1997年4月2日以后再也没找过我讯问任何问题。 我和家人一直想在基层解决问题，第一个电话是97年4月4日、第一封信是97年4月5日，都是给清华派出所的。之后给系办、系领导、校办、校保卫处、校派出所、公安14处等反复打电话、写信或面谈，后来也曾向几乎所有相关部门反映，但事情仍无进展。由于知道朱令家人早在９７年上半年就上书国家领导人，不得已我们才于98年1月也给高层领导写信反映情况，说明：我们只是恳请有关单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快依法办案，决不是要求法外施恩。 在对我调查结束4年后的2002年，无意中在我家里发现了两个窃听器！ 那天我家亲戚来做客，因茶杯里的茶凉了，他把杯子放到微波炉里加热，突然听到爆炸声，大家吓了一跳，发现杯底有个夹层，夹层被炸开了，里面竟然装有窃听器，立刻查看另一个相同的杯子，发现同样装了窃听器。这两个杯子是专门烧制加工的，有夹层，杯底凹进去很深（见照片）。那位亲戚恰巧是搞机电的，又爱好无线电，一看就知道是窃听器。经回忆，杯子大约是98年春随咖啡礼盒送给我母亲的。 既然安装了窃听器，我家附近还应该有窃听接收点，这么复杂的事看来大概只能是公安所为，估计我家的电话也被监听了。这个意外发现并没有让我们生气，反而觉得是件好事，因为我问心无愧，把我的真实情况让公安清楚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这些也足以证明公安机关和高层领导不但不象网上传说的包庇我，恰恰相反，公安机关是在严格侦查之后才解除了对我的怀疑的。 八 我曾多次要求公安机关对我测谎 从1997年4月起我和我的家人反复要求对我再次讯问、安排对证和测谎，但始终没能实现。 97年4月29日晚，因收到恐吓信我和家人去学校派出所报案，同时向接待我们的两位办案同志提出对我测谎的要求，他们没有答复。之后我们请教了一位法律界人士，他们说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技术和应用。所以我们就没有接着再提了。 1998年7月29日北京晚报登出我国测谎仪研制有突破的报道，报道中说：8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就曾试用过国外引进的一台测谎仪，准确率90%左右。1991年研究机构和北京公安局合作研制并鉴定过此种仪器，还办了培训班，后来又不断改进，经过8年努力，终于可以大胆亮相了。但通篇没有提国产设备准确率，所以需要确切、全面的了解。后来终于咨询到有关人士，他们说：准确率相当高，但准确与否还和测试的出题人水平有关，所以是有风险的。尽管如此，在案件没有侦破的情况下测谎是能还我清白的最好方法。我实在不愿意不清不白地生活，因此尽管公安机关从未提出过，但我仍然主动要求对我进行测谎，却未被接受。 1998年8月26日公安机关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在14处领导和主要办案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再次提出要求对我进行测谎，被立即拒绝，说“没有必要了”。直到后来家里发现了窃听器，我才明白公安早已使用了更有力的侦查手段，事情清楚了，当然不必再给我测谎。 九 朱令家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我是“凶手”并曾对我进行恐吓 我97年4月2日被卷入案件，4月11日朱令的舅舅给我父亲打电话要求“私下谈谈”，并声称：“我手里有不利于你女儿的证据”。我父亲说：“有证据应该立即交公安机关，这样有助于破案”，“我绝不是怕与你谈，但一定要有公安人员在场做证才行”。他马上改口：“不能算证据，只能叫线索”。我父亲说：“线索也应交公安人员，同样有助于破案”。我父亲还表示：我们两家有两点是完全相同的，第一都是受害者，第二都希望早日破案。 详细的通话记录我们以文字形式递交了公安机关。 ４月２６日，我收到朱令舅舅寄到我宿舍的恐吓信，说我已经“无可救药”“世人皆曰可杀”“纵然是天涯海角，终不能逃脱惩罚”，说“对朱令所做的事情，如果法律无法给予惩罚，是否可以效仿”，并“发誓不惜用一切为朱令复仇，为国家除害”，信中还提到“黑社会”。 相似的信件也发给了班里其他一些同学，要求同学们配合朱家提供有关我是凶手的“证据”。 我们请教了一位律师，她说：这是明显的恐吓，你们可以起诉他，另外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现在甚至花几百元就可以雇凶杀人，而且还可以伪造成意外事故不留痕迹。家人十分担心我的人身安全，要求我离校回家。 ５月５日下午，我迫于毕业压力返校。５月９日中午，我收到朱令舅舅寄到我们宿舍的第二封恐吓信。内容与第一封信基本相同。 尽管我也是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但朱令和她家人的情况更惨，我不想给她的家庭雪上加霜，因此没有追究。 两个优秀的女儿相继不明不白地一死一残，放在谁家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我理解朱令家人渴望挽救自己孩子和抓住凶手的心愿，也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但是朱令家人自己都承认没有证据，却认定我是“凶手”，并广泛散布我是“凶手”的舆论，对此我十分不解。 我曾找过朱令的一个好朋友，表示希望能和朱令的母亲沟通。他说：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你于心无愧就行了，朱令家人坚信了这么久的想法，日思夜想，是不可能改变的。 ９７年７月３０日，我和哥哥去14处催问案件调查的进展，正好在远处看到公安人员接待朱令的母亲。我们提出是否可以在公安在场的情况下和朱令的母亲谈一谈，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公安人员连忙制止，说现在不合适，并马上把我们拉走，生怕朱令母亲看到我们。 ９８年８月26日，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怀疑后，我再次提出希望能和朱令家人沟通，消除误解，公安说：“朱令家人误会很深，认死了这个理儿这么多年了，即使你们和她家人见面，恐怕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没什么效果，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触，很可能会有危险，要是出了事儿就更麻烦了。” 十 我对网上传言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也一直对我的朋友们说，其实这些在网上伤害我的人大多都是善良的，他们并不是存心要伤害我，只是出于义愤希望惩治凶手而被各种真假难辨的流言所误导。 当然也不难看出其中有很少数人一直在挑起和引导舆论的发展，只要有人持比较客观的观点或者质疑这些所谓“证据”，就立刻会被揪出来甚至遭到谩骂，或者被说成是我的“发言人”。对于这些引导舆论发展的人，我希望他们的出发点是善良的，是为了帮助朱令，但如此不负责任地蓄意造谣中伤动机令人不解。 对于网上那些客观理智的网友，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客观地思考和评论，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很抱歉，让这些不相识的朋友为我挨骂。 不加思索的轻信与盲从，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造成了多大的民族灾难！在网络上虽然每个人只是一个虚拟的ＩＤ，仍然应该理智客观，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十
一 关于我的私人情况 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我一如既往地不希望我和家人的生活被打扰，而且我的私人情况与案件无关，我没有必要作任何解释和说明。 十
二 我的愿望
１． 公安机关尽早破案！让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
２． 愿朱令早日康复。
３． 希望大家客观理智地对待网上的各种传言。
４． 我和家人希望过上平静而普通的生活，不被打扰。 除了朱令家人，没有人比我更希望早日破案了！ 既然大家都和我一样真心希望早日破案，请你真名实姓，把任何证据或者线索，尽早提交公安机关以便调查核实。在网上以讹传讹只会误导别人，伤害无辜，拖延破案的时间，并让真正的凶手继续逍遥法外。在对我此起彼伏的叫骂声中也许真正的凶手正在偷笑吧。朱令家人多年来一直发动大家收集“证据”，因此生成了一些哭笑不得的说辞，不值一驳。 怀疑和推测绝不等于事实。前不久的佘祥林“杀妻”案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死者”家属揪住不放，上访要求严惩凶手，之后又找到了一具女尸，而且被死者家属指认了，结果却是一起冤案。 案子没有破，每个人都可以怀疑，我也有自己的怀疑，但我从未为了洗脱自己不负责任地到处散布。在《天妒红颜》这篇“经典著作”中，除了多处杜撰和全篇“据说”外，skyoneline还说到“多少有些知情的同学，明确认定孙维就是投毒者”。人命关天的案件难道仅凭“多少知情”就能“明确认定”吗？！更何况我们班上一些了解情况的同学多年来一直替我不平，这次知道我决心发表声明，都很支持。 Skyoneline的说法如果不是不负责任，就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责任编辑：赖静妮）
